在人类探索世界的历程中，地图不仅是地理的描绘库东投资，更是想象与知识的交汇点。而其中最为神秘、最引人遐想的，莫过于那些游走于海陆之间的“神奇动物”。它们曾被视为传说，被绘入地图边缘，成为航海者口中的警示、学者笔下的谜题。如今，这一切在一本名为《奇兽之鉴：〈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的海怪陆兽》的书中，被重新唤醒。
《奇兽之鉴》由程方毅与赖毓芝两位学者联袂撰写，以明代传教士绘制的《坤舆全图》为线索，展开了一场横跨东西、贯穿古今的博物学探秘。书中聚焦22种曾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神奇动物”——从见船即沉的“把勒亚”，到传说中如海岛般巨大的海兽；从似马非马的“落斯马”，到比人鱼更像人的“海人”……它们不仅是图像与文字的记录，更是东西方文化在“大航海时代”激烈碰撞的见证。
程方毅
这本书并非简单的“怪兽图鉴”，而是一部融合了博物学、文化史、艺术史与地理学的深度研究。作者钩沉60余部中外文献，从《海错图》到《坤舆万国全图》，从南怀仁到利玛窦，从欧洲的博物志到中国的宫廷图录，层层剥开这些“奇兽”背后的真实身份与文化隐喻。读者将发现，这些看似荒诞的图像，其实承载着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与好奇，甚至是一种“文化翻译”的尝试。
它不仅适合博物学爱好者、考据控、神奇动物迷，也适合所有对东西文化交流、冷知识、艺术史与视觉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它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充满趣味的“文化探险手册”。在看似猎奇的标题之下，藏着的是对历史细节的尊重、对知识流动的洞察，以及对人类想象力的温柔致敬。
如果你曾对《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的生物着迷，如果你喜欢《海错图》中的奇趣世界，如果你对传教士、地图与博物志之间的隐秘联系感到好奇——那么，《奇兽之鉴》将是你2025年不容错过的一本书。它不仅让我们看见“怪兽”，更让我们看见：在人类认知的边界，想象力与真实，从来都是一对双生之兽。
以下内容摘自：《奇兽之鉴：〈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的海怪陆兽》前言。
《坤舆全图》里的博物世界
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跟随着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在他们到达盛京后，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看到这头海豹后，皇帝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洲的书籍当中是否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忙对皇帝说他们在北京的图书馆藏有相关书籍，书中不仅描述了这种动物的习性，还有一张相关的插图。康熙忙派人从北京取了书，一经查阅，发现书中文字描述果然与他亲眼所见相吻合，因此十分高兴。于是，康熙便遣人将海豹送至北京，在紫禁城内饲养。
这是西方博物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中国传播的一个片段。当时，大量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伴随其传教活动的，是对其时欧洲大量天文、地理、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的介绍，对世界地图的绘制以及相关文字的撰写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地图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坤舆全图》、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万国全图》以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这些图像相应的文本资料，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在这些地理学作品中，除去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科学”地理知识，如大洲大洋、山川河流、国家地区等信息，还有一部分博物学知识却经常被“过滤”掉了，那就是这些地理学作品中记载的诸多海怪、陆兽和奇闻异事。这些记载既包括丰富的文本信息，又包括大量的图像资料，例如康熙皇帝查阅到的海豹资料。在这些记载中，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所载最为丰富。
南怀仁是上文提到的清朝顺治、康熙朝时在华的耶稣会士。他于 1658 年来到中国，并于 1669 年接替了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钦天监的职位。之后，他于 1674 年绘制并刊印了《坤舆全图》。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除了天文、地理方面的元素，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花费了很大心力附于地图上的相当数量的生物图像，包括附有文字说明的动物 20 种库东投资，另有无文字说明的海鱼、海怪和陆地动物等共 12 种，插图上的生物总计多达 32 种。虽然在地图上绘制生物等相关物产并非南怀仁的创举（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地图制作和利玛窦系统的地图中都已有先例），然而南怀仁所绘地图中使用的动物图像之多，史无前例。对动物作专门解释的图像和文字不仅是《坤舆图说》的主体，而且对中国地理著作有深远影响。这些奇禽异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中的地理知识，例如张汝霖与印光任的《澳门纪略》、阮元编修的《广东通志》都有所引用。但很可惜的是，一般地图史学者对此动物图说的部分都以只字片语带过，如魏源《海国图志》中所言“图中混列虫鱼怪物，无关坤象大体”，认为其不过是地图装饰，不值得一顾而忽视之。
这些动物也许“无关坤象大体”，但是否只是装饰不值得一顾呢？近年来欧洲史学者对文艺复兴以来大航海时代开展的流通于欧洲的犀牛、食火鸡以及外来植物等新世界动植物的知识、图绘、标本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这些研究不但讨论了新世界动植物如何进入欧洲，也揭示了它们为欧洲上层社会所了解、诠释、想象与收集的过程。珍禽异兽的图绘或再现并不是单纯的动物学议题，而更是重要的文化史议题，这些研究不但揭橥了不同文化如何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同时也牵涉文化想象、知识建构等复杂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不但被收入了从康熙朝时就开始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朝更被收录到仿《鸟谱》形式而制作的《兽谱》中。因此，研究南怀仁《坤舆全图》中的动物，将有助于我们观察欧洲的自然史知识与想象在清宫如何传播与转译，进而了解清宫如何面对与了解大航海时代后逐渐全球化的世界。
对于明末清初的这一段以欧洲耶稣会士为传播主体的西学东渐历史，学者们往往站在这样一个出发点进行思考，并由此对这段西学东渐史作出不同的评述：为何这些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没有带来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变革，乃至于启动中国的近代化？最常见的一种观点是，这是接受者的问题，即中国自身传统的问题，是中国自身传统的系统性与诸多特质导致当时的中国人和社会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吸收这些西学知识，甚至抵触它们。与之相对的一种观点是，这并非接受者的问题，而是传播者的问题。何兆武先生便认为利玛窦等人并没有将当时欧洲的近代科学和哲学思想，如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引入中国，而更多介绍的是经院哲学与天主教神学。同时，耶稣会宣扬的这些思想又都是反科学的。因此，何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带来的这些西学反而妨碍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大业，即如何走出中世纪而步入近代化”。
这两种评述似乎都适用于本书将要讨论的这些耶稣会士们带来的博物学知识。一方面，这些海洋和陆地的动物知识并没有在之后的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职方外纪》中的诸多“海族”仅在《海错图》中出现了少数几种。同时，耶稣会士带来的这些博物知识图像的传播大多仅仅局限于宫廷内，比如《兽谱》《海怪图记》等图册的传播都是如此。这种状况的出现似乎是接受者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这些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博物知识有来自新大陆的“新知”，但同时这些知识，尤其是“海怪”知识，还有古希腊罗马自然史传统的印记，受到了基督教神学以及基督教动物故事集（bestiary）文本传统的影响。可以看出，大部分“海族”记载都充满了夸张与曲解，有许多传说的成分。这些夸张的记载反而让当时的读者怀着猎奇的心态去阅读这些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职方外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其原因当与这些海族文本有关。而南怀仁在选择这些海怪的图像时，甚至并不寻求图像的精确性，转而选择更为“奇异”的图像，这似乎又是传播者的问题。
然而，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在近代化框架中进行的设问，在思路上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科技十分发达，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是一致的。“李约瑟难题”本身便默认了西方的近代化是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途。但是这种默认一方面掩盖了西方内部近代化的差异性，因为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不同国家的近代化道路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抹去西方之外的国家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自身特性。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试图从西方中心的视角跳脱出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从而梳理出中国自身的科学史的脉络。博物学在近些年的学术界被突出和强调便有这方面的原因。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对本书将要讨论的这些博物知识重新设问。这些源自欧洲博物学传统的知识在中国颇具系统与规模且图文并茂地出现，可以说是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第一次相遇和交流。当此之时，中国有着以本草学为主体的博物知识体系，而在同时期的欧洲，虽然来自新大陆和亚洲的新的物种的信息等让博物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古代文本的不完备性，但是这一时期的博物志创作和博物学研究的权威依据依旧是古代文本，而非经验世界，因此，彼时欧洲的博物知识体系中既有“新知”亦有“旧闻”。在宫廷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的持续影响下，这些西方的博物知识得以一直存在并流传于宫廷之中。在今天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如《海错图》《兽谱》《海怪图记》等画册中，都能够找到这些西方博物知识的影响，其中的《海怪图记》就是对“海族”知识最直接的延续。但是为何欧洲的博物学传统与中国博物知识体系的这次相遇和交流并不是对等的，而是错位的？这些欧洲博物学知识虽然进入了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但是并没有被用来补充或取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相应部分，而是多被当作了来自远方的“异兽”。这也许要从耶稣会士们自己所做的翻译工作上找答案。
本杰明·A.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其《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中指出，耶稣会士在中国进行科学工作的翻译时是十分谨慎的。他们在翻译许多神学和哲学著作时，会使用很多明代文人精心挑选出来的汉语词汇。但是耶稣会士们的这种谨慎并没有体现在本书所讨论的他们对于欧洲博物知识的翻译上。从本书所讨论的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生物来看，当耶稣会士们用汉语向中国读者介绍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这些博物知识时，他们都并没有选择与本土的知识传统和思想资源相结合，而是自外于当时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
这一点从对生物的命名来看最为明显：无论是陆地动物“鼻角兽”，还是海洋生物“仁鱼”，其实都是在中国并不鲜见的动物，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用中国的命名系统和描述系统进行表述，而是更多地通过音译另起炉灶，并强调这些动物的奇异之处。这让当时中国与欧洲的博物知识体系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彼此相视而过，没有激起任何对话。这其实是耶稣会士们当时的主动选择：通过自外于当时中国自身的博物知识体系，从而突出他们带来的这些博物知识的“新”与“奇”。正因为如此，这些博物知识之后在中国的传播才并不广泛，仅被小范围内传播和引用，遑论这些博物知识背后的欧洲博物学传统。而这些动物又在经历了多次重新定名、“科学”命名后，才最终在中文的知识世界中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面貌。
本书便围绕《坤舆全图》上的这些在当时属于“新”与“奇”的博物知识展开，通过对海洋中和陆地上的诸多物种进行图像与文字考释，试图呈现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这一次相遇和交流。书中，我们一方面回溯这些博物知识在欧洲的源流，另一方面也追踪它们在中国的去向，希望以此呈现文化交流与知识碰撞中的纷繁与纠缠，从而让读者领略到文化史研究的趣味和魅力。
文 康荦、韩哈哈
编辑 韩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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