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酒精对刘杰（化名）意味着写作灵感，那时他还未成年，只在深夜独自畅饮；后来，饮酒成为他对抗无聊、抑郁的习惯性投靠，直到令他吐出血来。
“戒酒芯片”被视作戒酒最有效的新型治疗手段之一。去年12月，北京地区首例“戒酒芯片”植入手术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8个多月过去，共有50余名患者接受手术，其中33名来到了评估“初期治愈”的时间节点。
有些人通过了，有些人没有，还有一些人再次入院。摆脱酒瘾，依旧有漫长的路要走。
2025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进行北京首例“戒酒芯片”植入手术。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远离酒精的决心
8月25日中午，带着一只行李箱，25岁的刘杰走进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病房正式住院。3个月前，他在医院进行了“戒酒芯片”的植入手术。
刘杰的饮酒早在成年前便开始。
最初的动机是刺激创作灵感。那时刘杰替人写公众号文章，喜欢在深夜喝上两杯，似乎这样更容易写出字来。慢慢地，酒精变成了他对抗无聊、缓解压力、处理抑郁情绪的工具。到了成瘾阶段，刘杰每天要喝半斤到两斤多白酒，喝醉了睡，睡醒了喝，他最渴望的是“断片”，那让他忘掉一切，而在短暂的清醒期，他什么都做不了。
家人劝他戒酒，刘杰不以为意，“喝得挺美，戒什么啊”。直到今年，刘杰在一次酒后呕吐，带血的红色液体流出来，他去医院检查，确诊了胃炎、胃糜烂，才觉得不能再喝了。
2025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纳曲酮植入治疗，至今已过去8个月，这期间，该院累计完成50余例植入手术。
这批手术患者平均年龄44.94岁，刘杰是最年轻的一个；平均饮酒年限14年，饮酒年限最长37年。
但是，酒精成瘾的程度和年龄及饮酒史不完全相关，接受手术的人群，均为专业评估确诊的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者。不少人有着多次戒酒失败、反复住院的经历，超六成患者同时合并肝功能异常、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等躯体和心理问题，属于临床干预难度较高的群体。
43岁的严烈（化名），酗酒始于新冠疫情，到了疫情结束，他的酒瘾已非常严重。早上睁开眼就要喝，一天喝一斤多的二锅头，连续喝上一周不停歇。最开始，饮酒是为了缓解压力，成瘾后，饮酒已不需理由，“到点就该喝了，必须端酒杯。”在这种状态下，正常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与直接选择手术的刘杰不同，严烈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曾自行戒过3次酒，最成功的一次维持了半年多，但随着戒酒的意志松懈，他总是陷入复饮的境地。最后一次，严烈因过量饮酒急性胰腺炎发作，被送院抢救，之后开展了为期2周的药物替代治疗，依旧无法控制。严烈想彻底摆脱酒瘾，在今年5月进行门诊咨询时获悉了手术选项，决定接受植入。
10分钟的时间，严烈的肚脐下方埋入白色药片，手术完成。术后一周，严烈能感到肚皮下面有异物感，一周后，这种感觉消失了。喝酒的感觉也消失无踪，甚至连吸烟也变得不愉快，徒留呛鼻气味。
他仿佛终于和成瘾划清了界限。
2025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进行北京首例“戒酒芯片”植入手术。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33人评估是否“初期治愈”
通过10分钟的微创手术，在患者下腹部皮下切开约1厘米小口，将白色的药片植入剂埋入皮下脂肪层，缝合完毕，手术即宣告结束。在之后的150天里，阿片受体拮抗剂盐酸纳曲酮在人体内缓慢释放，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降低饮酒的冲动，让酒变得“不香了”，这就是所谓的“戒酒芯片”。
“戒酒芯片”的本体盐酸纳曲酮，最早用来戒断毒瘾。
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介绍，20世纪90年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其口服用于治疗酒精成瘾，但在国内，这一适应症一直未能获批，因此关于其有效性的临床证据只有国外数据，没有国内数据。一些患者从香港等地代购药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口服药量不小、对肝功能负荷较大，二是极易自行停药，缺乏良好的依从性。
如果将给药方式从口服变为植入，便绕开了患者主动依从这一变量，同时又降低了肝功能损伤，这是“戒酒芯片”被视作药物治疗酒精成瘾最有效方式之一的原因。目前，该手术在国内以超适应症使用和临床试验两种路径开展，而其有效性依旧需要真实世界的数据验证。
依据美国精神病学会（APA）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的定义，连续3个月以上的未饮酒状态称为“初期治愈”，12个月以上保持未饮酒称为“持续治愈”。记者从北京回龙观医院获悉，目前，33名患者完成了术后90天随访，来到了评估是否“初期治愈”的时间节点。
杨可冰是该院这一项目的牵头人。他透露，不少患者在随访中反馈，饮酒冲动明显减弱，对于门诊复诊、心理治疗的配合度显著提升。在家人的陪伴支持下，一部分人重新建立起规律作息，主动规避饮酒高危场景，紧张的家庭关系得到修复，社会功能逐步回归。
从该院33名患者术后90天初期随访结果来看，19名患者实现完全戒酒，占比58%；9名患者出现复饮，其饮酒频次、饮酒量较之前大幅下降，改善明显，占比27%；综合来看，初期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5%。此外，完成三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100%，治愈率80%。
然而，“芯片”不是万能的。有5名患者复饮情况和既往持平，未见明显改善，占比15%。
2025年12月，北京首例“戒酒芯片”植入手术，十粒白色的缓释型盐酸纳曲酮药片即将植入患者皮下脂肪层。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成瘾治疗没有包票”
“植入治疗不是戒酒神药，更不能一植永逸。”杨可冰说，从临床上看，戒酒芯片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疾病严重程度、身体合并症、心理状态、家庭环境、能不能坚持随访，都会左右最终康复走向。
他分享了一个复饮病例。该男性患者40岁左右，饮酒史不到10年，但成瘾严重，存在一定人格问题。在其母亲的坚持下，患者答应接受植入手术，但出院仅两三天就开始大量复饮。其母希望他去医院复诊，患者拒绝。
分析几位效果不佳的患者，杨可冰认为有几个特征。
首先是戒酒动机不够强烈，戒酒仅是给家人的口头承诺，不是自己的真实意志；其次是存在一定人格特质，如偏执、反社会、自恋、情绪不稳定等，这些人格特质影响一个人的意志与执行力。
人与人的成瘾素质也存在差异，部分人更容易发生成瘾问题，往往对多种物质存在成瘾；家庭支持也是患者能否成功戒酒的重要因素，一味责骂、藏酒，或者限制经济来源等被动做法从根本上来说都起不到多少作用。
杨可冰说，从目前收集到的数据看，戒酒芯片不适合几类人：戒酒动机不强烈、家属比患者更积极的；人格特质明显，有主动向外攻击、伦理道德约束较弱等倾向的；对成瘾治疗一无所知，寄希望于手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
而根据临床规范，盐酸纳曲酮植入治疗仅适用于经系统评估后确诊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具备明确戒酒意愿且无阿片类药物使用史的患者。术前需完成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等在内的全面体检。
即便手术对戒酒有效，共病也是医患双方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
通过手术，刘杰不再被饮酒的冲动控制，但他觉得自己的心瘾并没有消除，未来某天，或许酒瘾仍会破土而出。
他告诉记者，术后，他曾抱着验证的心态喝了一瓶啤酒，的确没有感到快乐。然而，抑郁症仍埋藏在他身体中，失去了饮酒“断片”提供的逃避所，刘杰感到自己抑郁加重了，这次住院并非为了戒酒瘾，而是为了治疗抑郁症。
杨可冰介绍，不少酒精成瘾的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有时抑郁是由酒瘾导致的，有时两者独立存在，但都让治疗变得更加复杂。一般来说，处理原则是首先戒断酒精，因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会受到饮酒的不良影响，而戒酒之后，抑郁治疗也要提上议程，否则患者会更容易复饮，而酒精会进一步加重抑郁症。
对于抑郁情绪未达到疾病程度的患者，失去了饮酒这一情绪发泄的出口，他们便需要相应的心理疏导与支持。
“成瘾治疗没有包票可打。”杨可冰说，传统戒酒治疗，完成急性脱瘾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关是出院之后漫长的防复饮阶段。由于缺少持续稳定的药物作用，加上生活环境、情绪压力、社交诱因，不少人很快重蹈覆辙。在这一时期，心理治疗、团体活动、患友互助可能更加重要，真正摆脱酒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白爽 校对 王心
七星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